“嘉兴教育改革是从《人民日报》一篇批评报道起步的。”道此“惊悚”之言的，有嘉兴市首任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范巴陵，有现任嘉兴教育局局长冯家俊，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老师，他们都认定，嘉兴教育的发展是从“一无两有”（学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椅）起家的。
198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丁雪萍题为《嘉兴地区教育为何落后》的文章，点名批评“茅盾故乡文盲多”，“这里最差的房子是学校”。这给撤地建市后刚刚开始运作的嘉兴市委、市政府压力无比之大。
“那年，我去看农村村小，很多学校是3间平房，窗户没有玻璃糊张塑料纸，泥地凹凸不平，课桌3条腿外加一根柴棒。老师一节课只能用3支粉笔。”范巴陵回忆道，“当时群众中流传一句顺口溜：‘清朝的房子，国民党的桌子，共产党的孩子。’这基本上反映了解放30年来我国基本教育的状况。像嘉兴市1984年学校破旧房面积占校舍总面积的70%以上，危房比例超过10%。”于是，这位当过工程师、作家的女市长，含着悲情的泪水，率领一批教育管理者充当“现代武训”，“化缘”对象：村长、乡长、乡镇企业家。
“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初期悬挂在中国人头颅上空的星光，“大胆改革”是那个百废待兴时代的最强音。1984年，范巴陵和时任嘉兴市教育局局长的张大为历时两个多月，走访调研三分之二农村学校后，着手实施把农村义务教育责任落实到乡镇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1984年11月，他俩又联合署名在《浙江日报》上发表文章，阐述嘉兴推行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试验所取得的成果，指出这项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村乡镇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并且发动了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紧接着，嘉兴市政府颁发《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决定》，“红头文件”规定除财政拨款外，开征教育费附加，鼓励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也就是说，各行各业都要拿出钱来为教育承担一定责任。
嘉兴由此成为这项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全省的“先行者”。1985年初，全省在桐乡召开“以桐乡青石乡为试点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现场会”。不到半年，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布，次年，国务院征收教育费附加方案出台，规定教育费附加率增收1%。而嘉兴各县区均高出此比例约2%至3%。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嘉兴的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乡镇工业在各县区得以迅速兴起，为《1984年－1994年嘉兴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十年规划”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关键性的物质支撑。上世纪90年代初，嘉兴城乡企业的教育费附加约占当时教育经费总额的70%以上，特别是1994年，嘉兴乡镇企业的教育费附加率提高到5%，这足以说明当时的大中型国企和乡镇企业对嘉兴基础教育的成功反哺。1989年全市基本消除中小学危房，即而开始大规模改造破旧校舍，很快，“嘉兴农村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嘉兴教育管理者勇于“破冰”，率先在全省推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使教育在速度和条件的矛盾中获得快速发展。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茅盾故乡文盲多”的嘉兴市，在1994年一跃成为浙江省第一个所辖县（市、区）全部通过“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的地市。这在全国也居于领先地位。
上世纪80年代初，嘉兴刚撤地建市时，市区最好的一所小学（原建设中心小学现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在做操。
嘉兴市大力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通过加大城市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和服务，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图为秀洲区一小学的信息化教学。
1983年初，《人民日报》曾点名批评嘉兴“这里最差的房子是学校”。从那以后，嘉兴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通过十年的努力，实现了“嘉兴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图为新建的海宁盐仓学校。
《嘉兴日报》2008年9月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