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柏灵：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计算数学专家，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专家组评委。长期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是我国“两弹一星”伟大工程的重要参与者，见证了我国核武器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强大的整个过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与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先后在国内外重要杂志上发表论文340多篇（其中300多篇为SCI收录），出版专著20余部。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三等奖。1994年、1998年两次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个人）。
演讲精选：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我国唯一一个研制核武器的单位，这里面有很多国内优秀的科学家，也包括世界闻名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为祖国的核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充分发扬了“两弹一星”精神。什么是“两弹一星”精神？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两弹一星”的专家和工作者们就是以此为信仰，在极端困难时期和窘迫的生活环境下研制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推动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让祖国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国。
“两弹”的历史沿革
大家都知道，“两弹”主要指原子弹和氢弹。原子弹的原理是由一些物质的裂变而释放的能量，氢弹的原理是因为聚变而产生的能量，它释放出的能量是原子弹的一百倍甚至是一千倍。有人估计过，汶川大地震当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一颗氢弹释放的能量，所以氢弹的威力是很大的。实际上“两弹”的说法不仅仅只是原子弹氢弹这两弹，在我国突破氢弹研究后就研发了中子弹。只不过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美国一个叫考克斯的官员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中子弹是抄袭美国资料研发以此攻击中国，这个秘密才被公布于世。从王大衍发表文章批驳考克斯扭曲事实的那天起，中国正式公布已经自主研发出了中子弹。
那当时为什么要研究原子弹？原因在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受到了美国的核威胁。美国的政策文件里指明，要是中国积极参加朝鲜战争，就会把核武器视为普通武器使用。这个严酷现实使中国最高军事层意识到，为了国家安全中国必须拥有核武器，必须积极制造原子弹。基于此，党中央在1955年１月做出了要建立研究核武器单位的决定。真正落实这个决定是在1958年，委托王大衍在北京成立了专门研究核武器的北京第九研究所，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简称“九所”。通过五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拥有了一支精干有效的自卫核武器，成功成为三个核大国之一。 所谓精干有效是指中国核武器水平和美国、俄罗斯处于同等水平，不同的在于中国核武器的数量较少。但如果发动世界核战争，其结果只能是一起毁灭。所以现在美国也感觉受到中国的核威胁。毕竟中国核事业发展很快，是一个拥有强大实力的核大国。但不能因此懈怠，要继续以此保卫国家的安全，就像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江泽民说过：“如果没有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领导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研究出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安全的发展环境，恐怕早就挨打了。”胡锦涛说过：“核武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基石，是我国大国地位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如今的习总书记也是多次强调要研制更加强大的核武器。
“两弹一星”的元勋们
发展核武器一要确立国家目标，二要积极引进优秀的人才。我们核武器研究的经验是非常可贵的，1958年在北京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在青海建立了核试验基地，后来搬迁到绵阳。这个发展过程中有几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对核武器研制工作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第一位是钱三强，他是居里夫人的学生，在铀核的三分裂方面做过重大贡献，是国际上有名的核物理研究方面的专家。当时钱三强是整个二机部的副部长，他引进了很多优秀的科研工作者， 为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奠定了人才基础。第二位是王淦昌，他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去苏联的一个粒子研究所学习的时候，带领他的小组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在国际上有很高的荣誉，后调到了九所工作。第三位是彭桓武，他是非常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在基本粒子方面作出过很多杰出的贡献。他调到九所工作后对整个九院的设立单位和设立思想都做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当“两弹”研究结束后他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任职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彭桓武院士一生凄苦却又令人敬佩，他的妻儿早早离世，孤家寡人，但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去世前一礼拜仍坚持做报告。他有个学生叫周光召，周光召在苏联专家撤出中国核试验基地，仅留下一个数据的窘境下，找到了算出该数据的方法，给当时的科学家们带来了希望和信心。基于此，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所以说周光召对原子弹原理的突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位是郭永怀，他是和钱学森、林家翘齐名的三位国内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他留学回国以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主要从事力学研究工作。他在1967年的一个夜晚从青海坐军用飞机回北京汇报工作时，飞机降落不当引发了爆炸，不幸遇难牺牲，死前还和他的警卫员紧紧保护住了核武器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资料。第五位是朱光亚，他非常爱国，毅然中断留学回国后，就在九所负责科研的组织工作，将核武器研究进展汇报给中央的核武器专门小组，后来成为了中国工程院的第一任院长，还担任了中国科协的主席，总的来说朱光亚为了核武器事业贡献出了自己一生。第六位是邓稼先，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全身心投入研制工作，当时在理论部担任的职位相当于九所所长的地位，叫部主任。邓稼先在一次核武器试验中，奋不顾身的捡起了试验失败掉落在地的原子弹碎片，几年之后得了直肠癌。虽然有国外的药可以治疗邓稼先的癌症，但是当时的北京301医院没医生敢用这个药，结果牺牲了。 邓稼先是为了祖国的事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他自己当年在美国也有很好的待遇，但是却坚持回国，回国以后耗尽生命推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第七位是于敏院士，他和很多科学家在最短时间内合作突破了氢弹原理的难关，尤其是中国的氢弹还是世界上最短时间研究出的，这是中华民族都引以为傲的事情。
人才聚合的爱国热情
为了推动核事业的发展，中央从四面八方调动人才到九所，所用时间之短，迫切之心不言而喻。像周毓麟院士——非线性方程的开山鼻祖，他调到九所总共就花了三天的时间。各个领域的人才因此汇聚在九所，没有考虑以后，没有要求待遇，抱着为国争光的热情在九所的土地上燃烧。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九所虽说是研究国家尖端武器的基地，但也没什么吃的，一个月只能吃半斤的肉，五斤的大米，基本上都是用窝窝头蘸着酱油吃。伙食是这样，工作条件也如此。办公桌是和同事合用的，计算用计算尺和手摇的计算器，唯一的一个半自动计算器还是苏联当时留下的，但是九所的科研工作者愣是靠着这些工具掌握了原子弹和氢弹的原理。除了生理上的困境，当然还有心理上的考验。当时九所有很严格的保密规定，和谁工作，在哪里工作，工作是什么一概禁止泄露，包括亲人。所以那时在九所工作的人对社会而言是消失不存在的。然而，大家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每天晚上九所的楼里灯火通明，都要领导催着大家睡觉。 如此废寝忘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把中国的核武器早点研制出来，这是当时科研工作者们共同的追求，也是很多留学海外、毅然回国的科学家们的心愿，就像朱光亚曾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发表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公开信上写到：“祖国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和文明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我们的土地上浇灌出灿烂的花朵。”
大力协同，联合攻关
当时中国造出原子弹是非常惊人的，苏联认为没有苏联专家中国肯定研制不出原子弹，美国估计中国还要好几年，所以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让中华民族更加骄傲的是，两个月以后中国就突破了氢弹原理，成功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和苏联。从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仅花了两年八个月。所以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它向世界证明不仅是中国的科学家是最优秀的， 而且中华民族也是非常优秀的民族。 在原子弹工作上，科研工作者们贯彻落实了毛主席批示的“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原则，全国26个部委、20多个省市、一千多家的科学院所通力协作，在中央的号召下不辞辛苦完成工作，而不是互相推诿扯皮，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另外在五个核武器国家中，中国的核试验做的次数是最少的。因为中国的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数据模拟工作以及进行了很多冷实验，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很自豪的地方，以最少的试验得到最大的效果。
从九所的角度来讲，厘清交叉协作的问题也是开辟了一条道路。九所有几十位院士参加，这些院士有物理学家、数学家、力学家、化学家等各领域的专家，如何把这些学科真正融合在一起，得到“1+1>2”的效果是很不容易的。但只有真正交叉合作才能取得新的突破，所幸专家们都找到了各学科之间的共同语言。所以中国制造核武器并不是靠个人研制出来的，而是依靠集体，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推动了核武器研制的成功。所以今天的每一个青年大学生， 都应该继承“两弹一星”精神，热爱我们的国家，勤学创新，勇于拼搏，将来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成就的人，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无愧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两弹一星”英雄前辈们。
演讲时间：2017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