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胡适、茅盾、高行健、学衡派、东北流亡文学史以及民国学术史研究。其关于胡适、茅盾、学衡派和东北流亡文学史研究，尤其是胡适研究已形成系列成果和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自1988年以来，他完成并出版个人著作10余部，并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发表论文50余篇。著有《民国大学的文脉》《胡适传》《茅盾传》《望南看北斗：高行健》《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等专著多部。
演讲精选：每一所大学毫无疑问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是，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形成可以言说的大学精神和传统。因为它所形成的时代和带领学术的层次，不一定能引领社会的发展，也不一定能引领中国社会的走向。五四运动引领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带着一代年轻人觉醒，带着一批年轻人信仰共产主义，也带领了一批年轻人投身广东去参加北伐，去信仰三民主义，它引领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强调的是，有自己的历史但不能够形成大学自己的一种精神，是不可能具有影响全国，导致人类或者说导致整个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整体进程的引领能力的。《劝学》有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三个重要时间节点
首先是1905年中国科举废止之后，理科工科医科分得很清楚。现代大学最重要的是学科要分类，要科学化，同时知识要精细，遵守时间和空间，遵循“yes or no”，科举废止是大学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第二个时间点是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和陈独秀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着中国大学的走向。1915到1919年中有个节点，即中华民国的成立，这给中国大学提供了质的保证。后来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北大师生便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1922年1月《学衡》创刊，东南大学反对北京大学新文化、新文学的势力形成，认为新文化带来很多弊端。在这个时候中国大学中出现了反对新文化的声音，反对的标志就是《学衡》的创立。胡适等人带动了中国人教育的普及化。举例来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中国有两百多个民族，两百多种语言，那么首先要统一语言，要让诸多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普通话。从某种意义上说，1912年白话统一中国相当于秦朝统一中国。语言变革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会改变我们的三观。
关于1916年的“蔡陈之约”先从故事讲起。蔡元培曾经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长，后来不愿意干了，又第二次出国，去德国读书回来之后，北洋政府希望他能出面筹办北京大学。于是蔡元培就在1916年的10月26日去拜访了陈独秀。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创办之初，这个杂志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表示可以让他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让这个个体、小媒体登向中国最大的学术舞台，而蔡元培自己则作为校长给予他支持。两人一拍即合。三年以后，1916到1919年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就起来了，一个大学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在《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这本书中，详细记录了蔡元培如何拜访陈独秀，在这里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胡适。陈独秀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不能做领袖人物，于是推荐了胡适回国担任哲学系、中文系还有外语系三个系的教授，这就同时为三个学科注入了力量。回国后的胡适也是不负众望，他在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了白话新文化新的历史。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1918年的8月，安徽宣城的梅光迪和陕西的吴宓两人在哈佛相见了。胡适等人发动新文化革命，梅光迪则越来越保守。陈独秀找到了胡适做帮手，梅光迪则找到了吴宓。1922年，在中国的现代大学里，保守与激进交锋。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一派担心胡适、陈独秀太过激进，将传统文化统统丢弃，因此决定牵制其发展。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候又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了——胡先骕。
现代大学的三大板块与三个时空
现代大学的第一种形态可以分为三大版块：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而教会大学相对于中国政府的学校实际上也属于私立。办学首先需要经费，上述三大版块的大学群落的经费来源明显表现出：公立大学由政府出资、私立大学由民间集资、教会大学由教会赞助。1952年私立教会大学从中国消失，消失的同时，私立大学统统变为国有，被统一财政，统一教授，统一教材，统一招生。这个形态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制约权，就是财政。发生学潮的大学基本都是公立大学。发生学潮的原因是公立大学的校长任免的时候政府干预了，公立大学必须要面对的动荡就是政治势力作用下的校长任命和学潮，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相对要稳定得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都有过因校长去留和任命而发生的动乱。
大学的里程有三个节点。1905年科举废止，在废止前清政府必须要提前做准备，于是1903年中国准备师范化。清政府派京师大学堂的总教到日本去考察，先办师范培养小学老师，向日本学习，教化学、教生理卫生、教体操、教音乐。1912年以后，北洋政府下令，要在中国办六所高等师范：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沈阳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广东高师。目的是培养中学老师和中师老师，从1912年到1928年十几年后，师范老师培养已初具规模，下一步要培养更好的研究人才，要办自己的大学，要把高师变成国立大学。于是广东大学变成中山大学，成都高师变成四川大学，武昌高师变成武汉大学，南京高师就是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现在的北京大学。
1916年，北京大学成为引领中国新文化的领头羊，《新青年》、新文化的血脉也随之扩散到其他大学。北京大学的师资把中山大学带动了起来，陈元去做武汉大学的校长，许多北京大学的教授也跟着去。1928年，外交部的清华学校改成清华大学。到了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在昆明组建了新的联合大学，国民党败退了以后台湾大学傅斯年当校长，所以台湾大学的力量基本来源于原北大。民国的大学精神和大学传统是求新求变的学风和自由主义思想资源。
民国时期，浙江出了很多教育家，可是浙江的教育很落后，1936年是个起点，这个起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我们必须缅怀的一个大教育家，也是个很正直的学者——竺可桢。他是浙江教育复兴最关键的一个人物，1936年担任浙大校长，使得浙江的教育一跃而起。
现代大学的文化形态
现代大学的文化形态首先是激进和保守。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中文化有三股力量，相互制衡，激进跟保守，保守和激进之间还有自由，这三种思潮在相互互动，相互制衡，相互推动，也相互平衡。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总得有一个符号一个概念把这些建构起来，我以为可以用以下七组概念。
第一组，顺势和逆势。大家都写白话文，中师，小学，大学都学白话文，顺着历史的潮流，这就叫顺势。同时还有一股反对的力量叫逆势，也就是学衡派。第二组，积极与消极。第三组，问题与主义。五四时期有一个重要命题的讨论，就是胡适、李大钊之间那个著名的争论。胡适说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论断。过去的思想家认为，他的问题主义是在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他是反对空谈主义。他的意思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解决就业的问题，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第四组，旧学与新知。民国的文学一定是包容的。胡适带领很多人创造新文学，写新诗、话剧、散文，而黄侃也可以写旧诗唱昆曲，这是民国大学的另外一种姿态。第五组，雅言和俗语。这个雅言和俗语特别指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写旧体诗词、看昆曲、唱昆曲、看黄梅戏、看粤调这样的生活是雅的，说的是雅言。而大白话对他们来说是引车卖浆之徒，就是小商小贩、赶车的黄包车夫说的话，是俗语。但在民国大学里基本上是俗语慢慢地取代了雅言。第六组，古典和现代。现代性有内在三个含义：第一，流动的不确定性；第二，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第三，它带给我们的是创新性的经验和向往。古典就是要坚守已有的大家称为经典的人伦道德，坚守大家都遵从的称为典范的文本、行为等，这两者在大学里是并存的。第七组，他者与本土。所谓外来的与本土的。西方同道出使中国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有一个经典的观点，认为全世界有四五十种文明，可是最后就剩下四五种了，现在就只有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中东、以色列、希伯来文明。他的研究开创了冲击回应的研究模式，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社会，中国本土就会回应。
民国时期刊物派别是很清楚的，《新青年》和北大的《新潮》是一个流派，代表激进主义；而《史地学报》《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是中央大学创办的，代表文化保守主义。
五四以后，在北京大学相对被视为保守的吴梅、黄侃、陈伯弢（汉章）、朱希祖都离开了北京大学，最后融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北大太激进了，他们受不了，回到相对保守的东南大学。在北京大学最初创办的时候，蔡元培把浙江人引到北京去，让章太炎的门生到北大去，所以章太炎的浙江派取代了安徽的桐城派。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及其门生又代替了章太炎的门生。中国现代大学，尤其以北大为中心，发生了三派的交替，第一是安徽的桐城派，第二是蔡元培当校长后章太炎的浙江派，第三是胡适当文学院长的时候，他和他的学生把浙江派又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