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贤亮：浙江嘉善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江南地区史、中国社会文化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等。主要著作有《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2021）、《近世江南的城乡社会》（2021）、《河山有誓：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2019）、《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2015）、《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2010）、《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2008）等。
江南社会的基本风貌
一般认为，“江南”即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唐宋以来，江南给人的总体感觉是社会生活的富庶、安逸、“家给人足”，其社会形态的面貌、经济生活的样式、文化创造的形态、政治治理的方式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引领性、包容性和创新性。
从产业结构地位变化角度而言，两宋之际“苏湖熟，天下足”，太湖平原是全国最重要的粮仓，而在明清之际，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江南一带商品经济兴盛。例如，万历年间“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是表达松江、嘉善两地产业特色的重要谚语，蚕桑业、纺织业等产业已逐渐成为江南最重要的经济形态，居于全国之要。
从国家财政而言，所谓“苏松财赋半天下”，江南地区在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出现了“江南赋役百倍他省”的局面，所以地方民众承担了国家与地方施予的赋税重压，需要想尽办法获取山海田泽之利，乃至“无微不析”。例如嘉兴桐乡地区充分利用不同样态的湖荡来养鱼，种植菱、芰等水生经济作物，不仅税收轻，而且其收益远高于水稻种植。以乌镇、南浔等市镇为代，在江南地区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产业样态多元、水运网络发达、谋生渠道丰富、城乡关系密切的基层“市场圈”。
从宏观生存面貌深入到上层官员与文人群体，都可发现官绅们对江南有着极高的认可度。地方各行政官员虽承担着极强的工作压力，却仍然认为生活在江南是幸福且幸运的事。如万历年间进士袁宏道在吴县知县任上被钱谷诸事折磨得“苦哉”“毒哉”时，却仍给病中的友人丘长孺写信说在江南“有酒可醉，茶可饮，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块石可登，不大落寞也”，用江南的闲适生活招引友人；又如，嘉善麟溪名士沈爚曾指出：“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另外，江南文人极大地推动了士人生活中古物赏鉴与文艺交游之风，也深蕴此类文化活动的经济意义。
总体而论，明清时期的江南及其社会文化的核心表现与精神标识，就是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与时代性，吸引并引领着全国社会生活的发展态势。而在近代，江南人更有对时代变化的适应和创新表现。如民国年间刘翔在《江南社会的解剖与再造》一文中所言“江南人民一部分的生活，是紧张，进步的，新陈代谢的，而能够影响成中国全社会的新动向”，归纳了江南人生活文化的重要特质。
世变与世风
江南社会风气的发展也是多样的。为迎合社会生活的需求，理学、佛学也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向，具有世俗的情趣、民间的格调。如王阳明的“心学”和王艮“百姓日用是道”等论说，对当时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如在嘉善乡村生活的魏大中，为家庭生计所迫，13岁时便已成了一名私塾教师，其后来的志业成就，与他年少时迁馆至孙竹亭处听闻王阳明等人的故事是有很大关系的。其中，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对嘉善名士丁宾有“资性敦茂、有志于古道、不肯以俗套埋没自己、能追求日新之益”等高度评价，对魏大中产生过不少激励作用。又如“最称颖悟”的袁黄，思想上的一个最重要来源，是道家经典《太上感应篇》，所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福祸皆自取，相依且有源，由此相关的积善行德的功过理念，对袁黄、丁宾、陈龙正等人的言说与实践，都有重大影响。陈龙正（崇祯七年进士）发动同乡人举办了“同善会”，在功德教育及其实践方面在江南具有广泛影响。他在“同善会”组织第一次集会演讲中指出：同善会所讲的道理故事，都来自《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在崇祯十七年最后一次即第五十一次集会演讲时，面对明王朝统治在北方的崩溃，他告诫地方士民要“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在风雨飘摇的危难时局中，这种善恶有报的功德思想为地方民众提供一定程度的精神支柱和寄托，有利于地方秩序的稳定与国家管理的持续。可见，江南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形态引起的世风变化，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习惯与文化表现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家教文风：读书、养心、立品
在明代中后期经济、文化具有转折性变化的态势下，士人从学的关注点有着名节转向名利的追求。例如，陈邦彦在《陈岩野先生集》卷一中深刻地指出“士当齿学之初，问以读书何为，皆以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作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贿赂不为功，而相与文之以美名曰礼。”在这种充满世俗功利目的的风气下，家族文化与教育理念也产生了不少转变，读书的重要性在于追逐科举的成功。像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所言“科举在明清士人的视野中，是个人乃至家族于政治攀升方面最重要的途径，并可望达到较高的社会目标。”这一点在江南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与戴、叶、王、李四姓并称为昆山县五大“巨族”之一的顾家，在1400-1750年间，共产生了9个进士、9个举人和6个贡生,堪称“科举家族”。足见当时世家对于科举的重视程度以及科举对于世家的重要意义。
江南士人的生活中，有着明显的读书、养心、立品的追求。
魏大中，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今嘉兴市嘉善县）西塘人。晚明名宦。魏大中少时家中酷贫，自学成为生员，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在他成功后，曾教育其幼子魏学洙说：“只是读书，并无别事。”年青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读书：“读书才明义理。义理明，然后可以处患难。义理明，然后可以处饥冻。义理明，然后可以事父兄师友。义明理，才文理通。文理通，然后可以训书糊口。”
支大纶，嘉善王埭人，万历二年考中进士。他认为地方绅士势族对于子孙的教育，关键在于“谨身积学，俭德持家”。支大纶为了家族建设和家族的发展，撰写了“家训”，对于勤俭持家有专门的要求，提出了七不可，即不可杀生，以供口腹；不可逐时尚，制段绢新衣；不可贪好玩器骨董，为市井所欺；不可好胜健讼，倾家行贿；不可借债，交结贵豪及重帛结婚要路；不可轻信巫术、淫祀、非鬼以求却病；不可惑于僧道，施舍求福，符书章醮，尤属无稽，绝地天通，经典皎然。此外，支氏家族与一般人家希望子弟都能成就显官大爵的伟业的追求不同，他们只愿儿孙有位置不高的“校官”（府州县教育官员）就够了。支氏家族从社会底层上升到士绅阶层，跟支家重视教育，重视个人操守是分不开的，也是家族改变命运的关键所在。
像魏大中、支大纶等这样的人物，可能是个别，也能代表一个群体。如松江华亭名士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中强调的那样，他们不是让子弟依赖家世与财富地位而随俗放荡，而是比较重视子孙的培育与教诲，不仅要求“知孝悌忠信”，而且要强化“读书”观念，“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
此外，他们也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与道德。在道德与功名、富贵的关系问题上，袁仁（袁黄的父亲）认为：“近世人家生子，禀赋稍异，父母师友即以富贵期之，其子幸而有成，富贵之外，不复知功名为何物，况道德乎？”此为袁仁训子之言。他强调“志于道德者为上”，主张“修德”为第一要事，对其子“非徒以富贵望”，秉承孔门“富贵在天”的教诲。这是士人养心、立品的大问题，像康熙六年进士张英在《聪训斋语》中首重“立品”，即要有志于提高自己道德修养的品位，这是与读书、养身、俭用一起并为“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的四件要事之一。
江南很多地方家族文化较为兴盛，应与地方的人文培育有相当大的关联。
比如，晚明昆山地方官府就对当地有“风土清嘉”“民以务孝养、勤本业为事”“好学而知礼，尚孝而先信”“仕者重名俭、薄荣利”以及“家知读书、人知尚礼”等这类正面的表述。
再如，文风一直很盛的嘉定县，风俗“淡朴闲远”，明代中后期的地方士人“皆知务学”，到天启、崇祯之际更是“奇才辈出”，且重视名节；缙绅群体与布衣百姓都很重视读书，“苟匹夫怀文，揖公卿而平视”。
晚明的江南地区，孕育了大量杰出的人物，在整个官绅阶层中，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除了科举制度的要求外，家庭或家族对于子孙的教育尤显重要。就士人生活的规划来说，科举是成为社会卓越分子或进入成功领域的一个途径与阶梯，藉此可望达到世俗社会认可的富与贵的目标。家庭文化教育的核心在读书进学，自然多与科举相关，也与政治生活、报效国家的期许有关，但大多还比较注意养心与立品。这不仅在地方上，而且在晚明以来的中国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对这些层面做进一步的考察或分析，不仅有助于时代氛围的揭示，而且也有利于典范式历史记忆的廓清，观照出大历史进程中地方知识人的一些生活样貌。从江南出发，可以更好地认识传统时代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史。
演讲时间：2022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