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建国：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专著3部、译著1 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曾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朱德发“五四青年学术奖”等重要学术奖项。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中有许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述，例如“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等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多个层面，时至今日，五四新文化也已成为这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我们当下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着强有力的支撑作用。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时期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陈独秀先生在1919年1月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也提及，“既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而国粹和旧文学恰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文化的主体。如此一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是否与当下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战略存在冲突就成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战士”们的观点与表述来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性人物，也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战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他将中国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归结为“吃人”二字；1925年，在应《京报副刊》征求，为“青年必读书”开列书单时，他劝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种在当下看来显然过于极端的观点，有人可能会感到疑惑：这是否是鲁迅的真实想法？
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再回顾一下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直到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依旧认为“鲁迅的方向仍然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那么在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如何看待“鲁迅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与“鲁迅尖锐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鲁迅等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是否与当下的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战略相冲突？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否意味着一种文化虚无主义，是否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不自信的罪魁祸首？诸如此类的问题就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
回到激烈反传统的言论是否是鲁迅真实表达的问题上。钱理群曾经指出，“作为学者的鲁迅，和作为杂文家、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是有区别的。大家不妨可以把鲁迅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和鲁迅的杂文里面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作为学者的鲁迅，他站在一个学术立场上，他对传统文化有相当多的肯定，你看《汉文学史纲要》就知道，鲁迅对老庄、对屈原都有肯定；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杂文家、一个思想家、一个精神界的战士，他谈到老庄，包括屈原，就有更多的批判，更多的否定。”
陈平原也曾提醒在读鲁迅作品时应当注意文体的差异：“用读杂文的眼光和趣味来读论文，或者反之，都可能不得要领。后世关于鲁迅的不少无谓的争论，恰好起因于忽略了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其写作既源于文类，而又超越文类。只读杂文，你会觉得鲁迅非常尖刻；但反过来，只读论文和专著，你又会认定鲁迅其实很平正通达。很长时间里，我们习惯于将鲁迅杂文里的判断，直接挪用来作为历史现象或人物的结论，而忽略了杂文本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特征。”应该说，钱理群、陈平原两位先生的提醒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这种“文体差异说”的提出才富有说服力地解释了鲁迅对传统文化贬与褒、激烈批判与热情肯定集于一身的谜团。文体差异所造成的鲁迅表述中的矛盾、游移、探索与驳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鲁迅的魅力所在。即便他对某一问题早已有基本的立场和判断，但在不同语境之下表述出后也往往是充满矛盾、缠绕甚至是一边言说一边自我解构的。
鲁迅之所以采取这种激烈甚至略显极端的态度去写作致力于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杂文，除去杂文本身的文体风格要求之外，更是因为鲁迅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预先考虑到了中国人具有的“调和”“折衷”的文化惰性。
胡适说：“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在这一点上，鲁迅和胡适的看法高度一致。1927年2月26日，在香港青年会所做的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鲁迅也曾旗帜鲜明地反对调和：“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所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所以，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将”还是“听将令”的“战士”，都对“调和”“折衷”有着深刻的认知，于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批判异常“激烈”甚至是“全面反传统”也就不奇怪了。
但作为后来者必须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无论怎样“激烈”“彻底”“全面”，都只是一种“术”，一种策略，而并非胡适、鲁迅们的真实立场与思想表达，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文化虚无主义。至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不自信的根源，更属无稽之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从容正视自身文化传统里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事实，并对文化糟粕进行批判性清理正是自信的表现，只有那些极度不自信者才会妄自尊大、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身文化传统的缺陷，小心翼翼地维护一个虚伪的完美面貌。
除了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旗帜指引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清理外，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胡适所谓“积极”的一面，也即建设性的一面。而这建设性的一面其实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终极目的直接相关联的，也就是“再造文明”。有关这一点，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讲得很清楚，他在文中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几个关键词详细阐述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手段、目的与意义，而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或者说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再造文明”。
或许我们还应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即胡适常常在其英文著述中用“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来指称新文化运动。而北京大学学生刊物《新潮》杂志英文名也是“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如欧阳哲生所说：“这不单是一个用词的问题，而是有其特殊的内涵和意义，它表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有其自身的选择……”同时也反映了那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终极意义的认知。
罗家伦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的《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中，有对“Renaissance”的详细阐释，他说“Renaissance 是‘黑暗时代’过后的一个大潮，起于意大利几个小城，终究是漫全欧，酿成西方今日的新文化”。在罗家伦看来，西方正是在文艺复兴中实现文化再生并逐渐生成“新文化”。这一过程自然可以成为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镜鉴，或者说为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注脚。同时，罗家伦认为：“文艺复兴”并非是要退回到古希腊时代、并非是对希腊文化的全面复归，其实质乃是发掘和弘扬古希腊文化传统中那些优秀的文化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的“新生”，创造出一种新文化。这同胡适所说的“再造文明”是一个意思。
当然，不仅仅胡适、新潮诸子将新文化运动理解为文艺复兴，鲁迅早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便已有了类似的表达。他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周作人在《生活之艺术》中也谈到，“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这些话或者说的太大太高了，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另外，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最早睁眼看世界的那批中国知识分子如王韬、薛福成、徐继畬等人也认为他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中有许多文化精神都与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有相通之处，据此反思中国文化没落的原因并将其归结到了“秦制”对“三代”时期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破坏。所以，清华大学秦晖认为“戊戌前的启蒙者抨击‘秦制’，向往‘洋三代’，类似西方中世纪晚期要求回到希腊罗马去（实际是开创近代化）的‘古典复兴’” 。也就是说，从王韬、薛福成、徐继畬到鲁迅、胡适、周作人、新潮社诸君，他们从文化角度切入去考虑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时，“文化复兴”的思路是一直接续下来的，他们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看法也是高度一致的，文化复兴并不是彻底抛弃旧文化，而是应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再回到对新文化运动的认知这一问题上来。新文化运动的终极目的正是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复兴或再生，这其实是当时知识界的一种普遍看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一方面是考虑到了文化折衷后的一种策略性表达，另一方面也服务于“再造文明”这一终极目的，两者并不矛盾。“激烈批判”的表象背后，其实也蕴含着积极的建设性因子。胡适、鲁迅们发动或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初心”或目的，就是要通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提供文化基础和支撑。
演讲时间：2022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