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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勇:中国梦与高等教育发展

2014-11-14 09:27:34 通讯员: 来源:宣传部 点击: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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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勇: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农林大学党委委员、党委书记。主要从事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规划组成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全国地方高校后勤研究会副理事长、浙江省高校后勤研究会理事长、浙江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教育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带头人等职,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并获重点资助,2010年1月,入选2009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为杭州市下城区第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

演讲精选:

  畅谈大学梦  共筑中国梦

  92年前,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红色梦想从这里启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出现了道路滑坡、信仰动摇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他指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中国梦”,确实意义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构筑了实现中国梦的道路,在时空上把历史、现实、未来串联在一起;第二,构筑了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共同体,整体上把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联系在一起;第三,构筑了中国梦的利益共同体,在利益上把国家梦和民族梦联系起来了;第四,实现了中国梦的价值共同体,彰显了中国的新价值;第五,构筑了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共同体,习总书记提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体现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最近刚刚去世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她在十多年前有一段话,这段话值得中国人好好深思。她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今天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即使中国在快速的经济崛起,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但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最近因为撒切尔夫人去世了,大家重新把她的话翻出来。其实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因为我们缺少一流的大学。我们没有成为高等教育的强国,所以今天我想与大家讨论三个问题:一,大国梦和大学使命,即要实现中国梦,大学要有什么样的作为;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困境;三,理论实践上的探索。


  大学的使命和作为

  大学的兴衰和大国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回望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就能发现,哪里有大学的兴起,这个大学所在的国家不久就会变成世界上一流的国家。公元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半岛上兴起了世界近代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很快成为了文艺复兴的起点,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是在意大利半岛上兴起的;到了13、14世纪,英国开始创办大学,有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后,英国在政治上发展迅速,很快发生了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当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在德国兴起的时候,德国也很快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到了20世纪,美国创办了哈佛、耶鲁等几十所大学以后,成为整个工业化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在世界一流大学100强的排名中,美国有43所大学名列其中。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技术中心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社会发展史上,有许多学者用“中心转移说”对世界的经济、科学和技术转移进行研究,如果以此对高等教育中心与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转移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转移顺序)——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意大利(1410-1530年)→英国(1600-1750年)→法国(1650-1830年)→德国(1770-1830年)→美国(1830-?)。迄今为止,美国还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科学中心的转移:意大利(1540-1620年)→英国(1660-1750年)→法国(1760-1840年)→德国(1840-1910年)→美国(1920-?)。科学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转移的顺序、逻辑是一致的。技术中心的转移,其顺序为:意大利(1380-1510年)→英国(1650-1900年)→法国(1670-1800年)→德国(1810-1940年)→美国(1860-?)。
  从这个有趣的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一个国家往往先成为高等教育中心而后才成为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而且科技中心的到来往往发生在高等教育的高峰期;一个国家往往先失去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之后才失去科技中心的地位。因此,中国要成为科学中心、技术中心,必须首先成为高等教育中心。
  社会学家巴隆斯和比尔认为:“大学已成为社会的中心结构,大学教育之好坏足以影响乃至决定一个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盛衰;甚至我们看一个国家大学的质与量,几乎就可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水平,乃至可以预测这个国家在未来二、三十年中的发展潜力与远景。”从中我们足以看到大学对一个国家的影响。
  为什么大学有那么大的影响呢?大学到底有什么作用和使命呢?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柯尔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全世界在1520年之前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组织了,这85个组织当中,其中70个就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这就意味着在世界上大学的组织生命力是最强的。我认为有四个原因:第一,大学是探索真理的;第二,大学始终追求为人类服务;第三,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它在环境变化当中不断调整和发展;第四,大学始终是社会需要的一个社会组织。
  大学的第一个职能是什么?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纽曼在他所著的《大学的理念》中指出了大学最基本的理念:“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是培养社会绅士的”。这一理念为后世广为接受,成为许多人的大学理想。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也就是说,大学的第一个职能是人才培养。“倡导以知识学术为最终目的”创始人威廉·冯·洪堡(1767~1835年)认为,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合”,教学与研究同时在大学内进行,而且提倡学术自由,大学完全以知识学术为最终目的,并非培养务实型人才。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说的科学是指纯科学,即哲学。而修养是人作为社会人应具有的素质,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而这两点,恰恰是我们大学所缺失的。大学的第三个职能是为社会服务,大学不仅要培养人才,进行科学研究,还要服务社会。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困境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计划严控期。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用计划经济,我国实现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也具有高度中央集权性质,国家集中管理高等教育,决定高等院校的数量以及高校的招生规模。严格的计划调控固然有利于统一管理,但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限,导致了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缺乏,并束缚了高等院校的手脚。
  第二阶段:跃进发展期。1958年,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呼声中,中央政府做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的不切实际指示,把我国高等教育引入了超越其扩张能力的硬起飞阶段,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从1957年的229所增至1960年的1289所,而高校学生数的年增长率都超过了50%。
  第三个阶段:调整压缩期。1961年,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高等教育“大跃进”式的发展得到调整。到1963年,全国共关闭882所高校,在校生由1960年的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1966年开始的“文革动乱”使我国高等教育遭到空前浩劫,1970年学生数骤减至4.8万人。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停滞、瘫痪的状态。
  第四个阶段:快速增长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增长期。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数从1978年的40.2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690.6万人,增长了16倍;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从1978年的85.6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22854.2万人,增长了近26倍;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978年的16.5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568.2万人,增长了33倍;普通高校数量从1978年的598所增加到2009年的2305所,增加了2.9倍。
  第五个阶段:迅猛扩张期。1999年,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每年2%左右的速度增长,2003年超过15%,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就我们国家而言,两大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较大:一是“211”工程”;二是“985工程”。这两大工程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个结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在这样的现状下,我们的高等教育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目前网络、媒体、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批评还是很多的,包括大学自身也在批判自己。清华大学的李晨教授说现在的清华已经不如建国前的清华了,他说所有的高校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就是诚信缺失,道德败坏。在这里,我不禁要提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高校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责难?第二,在人类历史上,大学都是作为社会的灯塔在批判社会、引领社会,但是现在为什么是社会在批判大学?从根源上看,我把原因总结为三大问题:一是定位的趋同化,二是管理的行政化,三是大学精神的庸俗化。
  一、定位的趋同化。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就是指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篇一律的大学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大学。中央曾经就大学同质化问题做过一个调研,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是中国大学办学目标定位高度一致。我统计过一些大学的办学目标,发现有几个词出现频率最多:在影响力的体现上用“著名”或“知名”;在水平定位上用“高水平”或“一流”;在特色定位用“特色鲜明”;在类型定位上用“综合型”或“单科型”等等。
  出现中国高等教育的趋同的关键原因有三个:一是大学排行榜,二是统一的评价标准,三是阶段性的特征。针对大学排行榜问题,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这样认为:“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因为好大学必须有个性,但它的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
  二、大学运行的行政化。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探讨大学存在的冲突,我认为大学存在这样几种冲突:一是学术本位和官本位的价值冲突,二是学术意志和行政意志的权力冲突,三是学术群体和行政群体的利益冲突。还有文章把以上几个冲突归结为“五项罪名”:第一是官场化;大学的主要领导人员行政化,校长的任命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垄断资源;第二是资源分配行政化。政府垄断了学术资源,也垄断了学术话语权;第三是评价机制;第四是教授的官员化、功利化;第五是学术仕途化。
  三、大学精神的庸俗化。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大学现在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很多人都在议论大学,今天的大学不仅仅作为新闻话题,也作为娱乐话题。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在南方周末上,曾经有这样一篇文章《校长的腔调——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文章指出,校长一开腔,公众就笑了。文章还指出,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
  《人民日报》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谁都可以媚俗,但是大学不可以》的文章,文中指出,大学应该保持对高尚的追求,否则我们民族的精气神或将无所归依。北大教授钱理群曾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有毒的罂粟花。”钱教授的观点应该引起高等教育对学生教育培养的重视。我一直认为大学应该是诞生梦想的地方,而不是把学生培养得现实又功利的地方。我认为在有三样东西,在大学里是不能缺的,分别是诗歌、梦想和爱情。我认为理想主义使大学更像大学。


  要实现中国梦,首先要有大学梦

  要实现中国梦,首先要有大学梦。在我看来,理想的大学首先是一所自觉的大学;理想的大学应该也是一所自主的大学;要实现中国梦,就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一、 大学的自觉。
大学的自觉应该是组织的自觉。中国在组织上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千篇一律,所有的大学都是一样的;二是政府对大学组织结构的破坏。政府的任何一个工程都要在大学里找一个相应的组织,导致组织结构离散、碎片化,反而影响了组织功能效益的发挥。
  大学的自觉应该是质量的自觉。好的质量一定是满足需求的质量。我认为当前大学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有客户意识。客户意识就是指人才培养一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要了解大学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二要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我们当前大学使用的统编教材、统编大纲,都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化特色发挥,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应该体现地方性。
  大学的自觉应该是文化的自觉。大学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需要和有价值的东西。
  二、 如何办一所自主的大学。
  首先,政府要尊重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而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要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其次,大学自身要遵循学术规律,让行政权力更好地为学术服务,更好地尊重学术权力。从1998年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开始,现代大学制度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现代大学制度涉及规范和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
  从当前大学的办学现状来看,大学的自主权明显不足。1999年国家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7条高等教育的自主权,但是没有一条是真正落到实处的。我曾经在《高校必须有怎样的自主权》一文中写到:“高校的自主权不等同于校长书记的权力。”我认为大学基本的权利有四条:一是校长的选择权;二是学生的选择权;三是自主理财权;四是教育自主权。
  要想建立一所自主、自觉的大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学要去行政化。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它的核心价值和行为方式。大学的核心价值是学术至上,行为方式遵循的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崇尚的是平等、自由,信奉的是真理,追求的是学问,在思维方式上要求异、创新。而行政机构是以官本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行为方式上遵循的是规则,崇尚的是约束、效率,信奉的是权力,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求同,就是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如果我们行政机构的思维方式带到学术研究和大学管理中来,整个大学就将成为一个行政化的机构。因此,去行政化就是去除一种思维方式。
  要解决“去行政化”,首先要改革校长制度。校长既是法人代表,党委决策的执行者,又是学术形象的代表,大众对他的要求很高。众多角度集于一身,肯定会有冲突。因而,我认为首先要解决大学校长负责的动力问题;其次解决负责的权力问题;第三,解决怎么样更好地整合资源,怎么样来管理现代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浙江农林大学一直在探讨三个问题:浙江需要一所什么样的农林大学?我们应该办一所什么样的农林大学?怎样办好农林大学?在浙江农林大会的第一次党代会上,学校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可以归纳为“八个一”
  “一个愿景”,浙江农林大学提出了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即学校的办学定位——要把学校初步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生态性创意性大学。“生态性”体现了学校的办学使命,通俗来说,就是浙江农林大学只做跟生态有关的事情,以生态文明、生态科技、生态产品、生态研究回馈社会。这是学校的职责,也是学校办学的价值和能力所在。
  “一个理念”,即怎么用知识来促进大学的发展的理念:学生为本,学者为要,学科为基,学术为重。
  “一个主题”,即“加快转型”。学校主要要实现两个转型:一是从教学型学校向创意性学校转型;二是从学院到大学的转型。
  “一种体制”,即基于学科二级管理。这种体制的建立加大了学院权力。
  “一个专利管理处”,学校成立了第一个专利管理处,主要考核评估专利规划有没有实施,人才的投向符不符合专利重点。
  “一个创立管理处”,学校成立了第一个创意管理处、社会合作处,加大了学校解市场、了解社会需求的力度,营造创意性大学的学术氛围,鼓励教师科技创意。
  “一个运行机制”,学校建立了一个围绕十大专业重点领域的协同创新机制,这是一个跨学科、跨组织的平台式大中心。
  “一种精神”,学校还要弘扬一种精神,即坚韧不拔,不断超越的精神。浙江农林大学成立50多年来的发展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所在。

                                                                                                                                                       演讲时间:2013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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